我们的脚下没有根基 　　 　　□朱也旷 　　 　　 　　 　　　　与从事其他职业的人相比，作家更应该有自己的根基，更应该站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尤为严重。也许我要说，没有哪一代作家像我们这样脚下没有根基，没有哪一代作家像我们这样在精神上需要更大的包容量。 　　　　我们来得太迟，又到得太早。我们来得太迟，只能看见先行者遥远的背影。我们期望他们哪怕能回头看我们一眼也好，然而这些自身也有烦恼的人一拐弯就不见了。我们到得太早，电线、电话线、自来水管道都还没有铺过来，后来者也没有出露在地平线之上。我们既不能抱怨前人遗产太薄，也不能指责后人忘恩负义。 　　　　我们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进退两难，在保守的西方文化与激进的西方文化之间进退两难。作为同时代的人，我们不得不与充满叛逆精神的二十世纪的西方打更多的交道。问题是，西方文化的骚乱“是由西方本身在其精神发展中创造出来的，它仍处在它所从属的世界的连续性中”，而对我们而言，它却像雅典娜那样凭空从宙斯的脑袋里跳了出来。五花八门的主义，对于他们是先后有别，有因有果的，对于我们却是没头没脑，同时涌进的。 　　　　我们的文字虽然使用者众多，但仍然是一种地区性语言。我们的精神没有参照系，所谓的现代经典几乎并不存在。更糟糕的是，直到如今，也没有形成一套有效的、完备的、可以起到平衡与促进作用的批评体系。我们的作品刚一诞生就落满了灰尘，只有蜘蛛在我们可笑的思想里结网（无论我们多么严肃地思考问题）。 　　　　为了发现自我，我们将自己压缩到一只小球里；为了追求无限，我们又将小球奋力一掷，试图让它飞行在浩茫的太空中。我们眼见着悲剧就发生在很近的海上，我们的船队正在遭受毁灭性的打击，然而我们却只能在岸边挥拳舞袖，呼号哭泣。一些人不知道过去的山峰有多高，也不知道现在要朝哪座山峰攀登；另一些人知道自己患有贫血症，急急忙忙地服用萨特、海德格尔之类的大补丸，却又忘了自己的肠胃不大好。我们缺乏独立的文化力量，市面上流行的小智小感，小桥流水，在不知不觉中使我们神经变得更加麻木。我们或者缺乏信心，或者目空一切，或者伪装高深，或者拒绝高深。年轻人不信任本国作家，也常常互相瞧不起。为了挣得一席之地，或多或少地出卖灵魂似乎是谁都在所难免的事。 　　　　尽管这一代作家的外文水平不见得怎么高，与国外的现当代文学相比，欧州古典文学离我们更远；与欧州古典文学相比，我们的传统文学离我们更远；与传统文学相比，民间文化离我们更远；而与所有这一切相比，现在离我们更远。 　　 　　卡夫卡在中国 　　 　　　　没有比“卡夫卡在中国”的例子更能说明我们在文化融合时所遇到的困难。 　　　　卡夫卡虽然从未到过东方，更没有到过中国，但他有一篇小说的题目却是《中国长城建造时》，这非但提及了中国，而且提及了中国的象征和自豪--长城。他的一则关于皇帝信使的寓言似乎也发生在中国：无穷多道的城门，这是游人进入紫金城中的感觉；数不尽的老百姓，这似乎也是中国式的图景。据说，卡夫卡对中国古代圣贤的哲学思想深感兴趣，差不多拥有所有老子著作的德文译本。也许可以认为，卡夫卡多少带有点中国血统呢。 　　　　在中国，模仿卡夫卡或受其影响至深的人为数不少，但没有人能够在精神上接近他的高度。由于文化背景等诸多原因，这自然是不足为奇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也没有人能够在技术上接近他的高度。没有一位中国作家具有卡夫卡那样的细节感受力。在小说思维方面，在经验与超验的代码转换方面，我们也与之相距甚远。 　　　　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我时常觉得，卡夫卡比向他学习的许多中国作家更了解中国。文革中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是卡夫卡式的。我个人也有过只能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找到共鸣的经历。中国的近现代史似乎一直笼罩在《城堡》的氛围之中。新时期的文学进程也与Ｋ试图进入城堡的过程相仿。非理性、后现代、某某主义等是我们与城堡通电话时模模糊糊听到的。我们像Ｋ一样勾引了一个同城堡官员调情的姑娘，事情当然是弄糟了，于是我们又和一个拒不接受城堡官员调情的姑娘交上朋友，并满怀信心地认为这下可好了，结果却是错上加错。 　　 【中国仿佛既是灾难深重，同时又缺乏苦难。一个不知道自身的苦难和没有领悟自身苦难的民族是没有苦难可言的。中国式的故事无论多么惨烈，却很少能深入到苦难的深度。最终，中国的苦难是别人的，而不是自已的。 　　 　　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 　　 　　 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在小说领域里一直在悄悄地发生某种事情。可以肯定的是，某种新的东西正在诞生。 　　　　提起九十年代文学，人们很自然地会把它与八十年代文学相比较。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八十年代文学看成是一面镜子，而不管这面镜子本身是否凹凸不平，是否有裂纹和斑点。我并不认为由此得出的结论一定是歪曲的或错误的，相反我对其中的许多观点深有同感，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方法是有致命缺陷的。 　　　　八十年代，中国文坛是个“地理大发现”的年代--并不是我们独立地发现了什么，而是由于国门的敞开，思想的解放，我们发现了许多别人已经发现的东西，只需引进而已（如何引进，也还存在一个方法问题）。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是一个既使作家激动、也使批评家激动的年代。毕竟，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在由方块铅字排印的文学刊物上，出现了许多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东西，有了我们自己的现代派或先锋文学。但这也是一个有些头脑发热的年代，作家缺乏冷静的思考，批评家也很少发出负反馈的声音（保守人士的批评不是真正的负反馈），由于两者的振动频率过于接近，结果自然是产生了不良的共振现象。国外有人把我们的先锋文学称为第二次发明的自行车，虽然尖刻片面，却是不无道理的。 　　 本人绝对无意否定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成就，而是始终认为，八十年代是一个令人怀念的年代，在文学界改革开放的同时，作家的创作热情与活力也受到了空前的激发。在那种情况下，产生共振现象是正常的。问题并不出在八十年代，而是出在“和陌生的地区初次接触以后”的九十年代，谁也不知道我们的地理学家到底思考了什么。被批评家“逃亡”了的何止区区的“最近一段时间”的小说，何止令人失望的九十年代文学。 　　 　　从早晨到正午 　　 　　　　在发现新大陆的激动平息之后，我们来到了新小说的早晨。这里的新小说与法国的“新小说”及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没有任何关系，与前几年一度流行的“新状态”“新市民”小说没有直接联系，与在“后现代”的旗帜或借口下产生的形形色色的实验小说也有本质区别。 　　　　风暴只能孕育于寂静中，而不能孕育于激动中。在喧哗与骚动之中，最易引起注意的往往是头饰和羽毛，而非本质的东西。 　　　　这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早晨，这是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但在少数人的心目中，这也是一个清新瑰丽的早晨。 　　　　当新小说到达夏至日的正午，太阳必将悬于天空的最高处，在中国的土地上，必将站立一位巨人，身材高大，脚下的影子却最短。在两千多年前的这样一个正午，一位古希腊人通过判读最短的阴影测量出了地球的周长。他就是被人称为“地理学之父”的埃拉托色尼。 　　 到达这样一个正午，需要多少时间，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呢？目前的小说天文学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不存在一条必然的道路，只有当小说中的某种倾向得到充分的鼓励与发展，才有可能到达这样一个正午。 　　　　在新小说的面前没有平坦之路，只有崎岖之路，新小说的车辆必将承受不可避免的剧烈颠簸。许多老乘客因晕车而发生呕吐是一件极其正常的事。 　　　　在新小说的早晨，危机始终是与希望共存的。 　　 　　不完整的定义 　　 　　　　新小说在铁锤与铁砧之间生存。 　　　　新小说是这样一种小说，它使得小说的写作者更应该用艺术家而不是作家来称呼他们。新小说需要辞掉工作、举家搬迁到昏暗潮湿的地下室中的文学隐士。他更是一位心灵上的隐士。唯有如此，才能像玻璃一样冷漠，像石头一样顽强；唯有如此，才能使自己的思想不被五花八门的酸碱中和，才能使自己不至于糊里糊涂地躺到普洛克路斯特斯的魔床上。 　　 【一位科学家曾引用古希腊神话中的魔床（普洛客勒斯特斯之床）来形容地震学中的模型：这张床把长的截短了，把短的拉长了，于是所有的数据都与床本身一般长短了。我想我们的许多评奖活动便是这样的床，许多文学刊物、许多批评文章也是这样的床。 　　　　当平庸的作品穿着荣誉的高筒靴到处登台领奖时，这些地下室里的隐士无须生气，假使一定要生气的话，最好不要超过五分钟。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应该为艺术、而不应该为头条争得面红耳赤（头条也是一张普洛客勒斯特斯之床）。 　　　　艺术家的堕落有时是十分隐蔽的。许多作家在其成名的一瞬间便当上了帕斯卡儿所说的国王。在国王的身边永远也少不了一大群人，专门提供各种各样的消遣。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注视国王的举动，好让欢乐和游戏充满他的闲暇时刻。有些人知道自己在沉沦，产量在减少，却又无能为力。另一些人不是写不出东西，相反，他们写的东西越来越多了。他们靠着先前的惯性前进，仿佛自己来到了一个没有摩擦力、比冰还光滑的新世界里。 　　　　新小说拒绝国王的作品。 　　　　菲利普·图森的《浴室 先生 照相机》译成中文后，这位其实并不出色的比利时“奇才”的身影很快便出现在我们的一家文学刊物上，这样的小说不在新小说的范围之内。 　　　　只有当“变形”成为一种强烈的内在需要时，只有当一种特殊的形式成为按作品的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时，这样的小说才是我所指的新小说。 　　　　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小说不是什么新小说。这些作品充其量只是水面上的随波逐流的漂浮物，而不能构成通向彼岸的桥梁。 　　　　有时候我觉得它们更像是一种奇怪的象棋游戏。游戏者不是去刻苦钻研棋艺，而是把心事用在制定游戏规则，或发明新的行为古怪的棋子上。 　　　　小说也可以这样写--当我们从这句话中迅速地获取好处时，我们也将为之付出代价。 　　　　在科学上，每一次取得重大进展之后，由于随之而来的巨大声誉，往往会使后来者不去思索或不愿思索，由这些进展所带来的新观点中，哪些是被证明了的真理，哪些还只是猜测或假说，以至将各种观点不加分析地笼统接受下来。--在目前的实验文学中，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尽管这是一个带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不仅仅存在于正在被殖民的第三世界文学中，但我个人以为，由于思想上的孱弱，在我国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贯穿于近二十年的文学创作中，并且将继续贯穿下去。 　　 　　 　　谁站在自己的根基之上 　　 　　　　谁站在自己的根基之上？新小说的写作者是试图以自己的创作实践独立地回答这个问题的人，这就意味着，形式上或技术上的革新对他们并不是最主要的。 　　　　新小说在参与一种精神进程中展现价值。这种精神进程有其自身的源头，可以纳入到世界精神进程的总秩序之中。文化既互相补充，互相融合，也互相对比。这种对比有时是很令人难堪的。无论新小说多么卑微，在这种对比面前，新小说的写作者能做到问心无愧。 　　　　我们来得太迟，又到得太早--新小说的机遇也正在于此。新小说将从困境中突围，但要做到这一点，在精神上必须具有巨大的包容量。 　　　　新小说期待自己的普罗文斯顿之夜。 　　 　　醉汉和路灯 　　 　　　　一位过路的警察发现醉汉跪在路灯下寻找什么，便好心地问： 　　　　“你在找什么？” 　　　　“找找钥匙，长长官。”醉汉回答。 　　　　“是在这灯下丢的吗？” 　　　　“不，长长官。是在黑古隆冬的路上丢丢的。” 　　　　“那你为什么要在路灯下找呢？” 　　　　“因为这里有有亮光，看得见。” 　　　　这个故事可以部分地反应文学批评的荒谬处境：批评家在一个地方苦心孤诣地搜寻，而所要找的东西却在远另一个地方。他不可能到那里去，因为那里黑古隆冬。 　　　　但这个故事同样也构成了理论工作的基石。新小说的理论必须从有亮光的地方出发，从路灯下出发，借助蜡烛、火柴、手电、打火机等现有的光源探索周围的情况。这也许不是最好的办法（对于想出远门的，也太费劲了！），但对付周围漆黑一团的现状，这是最可靠的办法。 　　 【最近我读了一些评论文章。假如单看这些文章，可能就会形成这样的印象：当代文学已经到了空前发达的地步。有时我甚至感到，哪怕只要有一句话是确当的，所论及的对象也是很了不起的。我个人认为，问题不仅仅出在评论者身上，作家也应该承担部分责任。有些作品不是思想贫乏，而是思想过剩，观念超载，作品本身根本无法承受这些来历不明、大腹便便的思想。由于两方面合力的作用，结果是忽略了一些基本的东西。而这些基本的东西对我们的文学才是更为重要的；否则，文学就会失之油滑，走向无序；文学批评就会蜕变为一种玄学。这类玄学文章在今天难道还少见吗？ 　　　　在新小说的早晨，部分理论工作应该由写作者自己承担。他们应该有理论上的自觉，有穿越荒漠地带的勇气。 　　 【这种要求有些不合理，但就目前的形势而言，假如在理论上没有敏锐的自觉，那么新小说可能会像海面上破碎的浪脊那样，永远凸起，永远毁灭，在此起彼伏的冲动中，永远等待意义而又没有意义。 　　　　在新小说的理论中，我希望未经说明的概念、含糊不清的语句越少越好。新小说的理论不为时髦的哲学名词或科学名词提供举行化装舞会的场所，它也反对那种动不动就开一串名单，让前锋、后卫及守门员一同出场的懒散作风。新小说的理论家应该是不喜欢随身携带名片夹的人。 　　　　新小说固然需要打碎一切的沃兰德式的批评家，但它更需要具有同等（甚至更强）创造力的批评家。 　　　　从“怀疑一切”出发，尽管最后不能抵达“摆脱一切怀疑”的终极境界。 　　 【在此我无意鼓吹文学义和团主义。对于当代文学这个“孤立系统”，我认为应该更多地输入“负熵”，才可避免系统无序度的增大。 　　 　　我们还缺少什么 　　 　　　　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通向现实的道路是何等的艰难。尽管缺乏想象力与创造力，我们的作家寻找磁单极子比寻找磁铁更容易，寻找反物质比寻找物质更容易，寻找太虚之城比寻找人间之城更容易。在恍兮惚兮的超验领域，我们扇动巨大的翅膀，日行千里；一旦降落到甲板上，我们却成了波德莱尔笔下的信天翁，笨拙而又无奈。 　　 【通向现实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现实主义未必是最佳路线，未必能够顺利抵达最幽深之处。 　　　　谁在用自己的双腿走路呢？谁能够真正成为我们时代的作家呢？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谁是孤独的文学之狼呢？我们所缺少的仅仅是天才加勤奋、泪水加汗水吗？我们还缺少什么呢？ 　　　　你应该“去受难”，索尼亚对拉斯柯尼科夫说，“马上去，现在就去，站在十字街头，双膝跪下，吻一吻被你亵渎的大地，然后向大家，向四面八方磕头，大声对所有的人说：我杀了人！那时候上帝就会重新给你生命。”这是《罪与罚》中的一个感人至深的场景。问题是，假如像猫一样机灵的中国作家当中果真有人去为文学“受难”（也许问题本身并不成立，不过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每一代人中，大概总不免会出几个不明事理的热血青年。为了使问题更明确，不妨假定，此人在智力上也不逊于布尔加科夫），他会重新获得生命吗？“上帝”会重新给他生命吗？到时候会有这样一位无所不能的“上帝”出现吗？ 　　 　　多余的话 　　 　　　　现在到了该结束这篇发言的时候了。我不是作为所谓的作家，所谓的新小说的写作者，而是作为对未来怀有希望，对文学怀着感激之情的人说这番话的。这些观点没有什么新鲜独特之处，有的甚至荒谬可笑，我之所以要说出来，是因为它们毕竟是通过我的体验获得的。好在笛卡尔曾说过这样的话，不管多么荒谬、多么不可置信的事，无一不是这个或那个哲学家主张过的。至于我个人的写作，则根本不值得一提。 　　 有人曾闹过这样的笑话，他在暗室里维修仪器，连续工作了十七个小时，出来后错把黄昏当早晨、错把晚霞当朝霞了。这是我几天前听说的一件真事。也许在这篇文章中，我也错把黄昏看做早晨了；果真如此，当然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但我仍愿意以几年前写的一首诗的“前言”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共勉： 　　 　　 虽然我满怀希望，但并不相信奇迹降临。我们的脚下没有根基，但我们无路可逃。我们必须留在原地，必须发现一条常常未被发现的路--把每一天当成生命的最后一天来度过。现在已是黄昏，晚霞在天边做着祈祷，我们头顶的天空宛若大教堂的穹窿。今夜是我们的最后一夜了。所以现在我对你说：今夜太阳不会升起。但我们仍然会活下去，我们仍然会有明天，而到了明天，到了明天这个时候，我还会对你说：今夜太阳不会升起。所以，让我们信仰黑夜吧，让宇宙祖祖辈辈的黑暗照亮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