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和齿轮 　　——对卡夫卡世界的一种新观照 　　 　　 　　□朱也旷 　　 　　1 　　　　1987年10月15日，星期四，一场飓风横扫了英国南部的广大地区。自1703年以来，英国还没有遭受过如此强劲的风暴的袭击。气象部门没能预报出这场飓风，它把飓风的经过路径定在向东80英里进入北海。 　　　　伦敦的气象中心装备了当时英国最快的计算机赛博205，它能够每秒钟做4亿次运算。“遗憾的是事情出了差错”，气象部门的发言人事后承认。 　　　　一位预报人员回忆道：“这个星期的一开始它是对的，星期二在正确的路径上出现低气压，后来它就改变了方向。” 　　　　另一位预报人员则抱怨道：“天晓得哪儿出了问题，也许是一小团多余的信息钻进了计算机里。” 　　　　大气运动的流体力学方程早在几百年前就为欧拉、伯努利等人所发现，但由于方程中包含有非线性的成分，无法一劳永逸地求得解析解，只能对其进行数值求解，而这意味着巨大的工作量。只有到了本世纪五十年代，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对它们进行数值求解才成为一件比较现实的事。 　　　　要想计算出一天以后的天气情况，我们只能一步一步来，让时间迈着微小的步伐卡嗒卡嗒地前进，譬如先算出1秒后的天气，然后算出2秒后的天气，然后算出3秒后的天气……经过86400次计算，我们终于达到了目的。而要知道10天以后的天气情况，则需计算864000次。对于时间，我们不能让它连续地往前流，对于空间，我们也必须把它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网格，这便是所谓的数值求解。 　　　　对于天气预报来说，计算机速度越快当然越好，因而世界各国的气象部门通常都拥有该国最快或几乎最快的计算机。 　　　　在电子计算机还没有发明的年代，譬如1922年，有人曾描绘过用数值求解的方法预报天气的设想或幻想，需要为之开设一家天气预报工厂，车间的厂房像伦敦的阿尔伯特纪念堂或人民大会堂一样巨大，因为它必须容纳64000人的天气预报工人。这些工人坐在机械计算器前面，熟练地移动滑杆，定出待计算的数字，然后飞快地摇动把手（摇一圈作加法，摇数圈作乘法，反摇作减法或除法），计算出结果；他们彼此用电报、闪光信号灯和气压管相互通报结果，在中央控制台上，则坐着神经高度紧张的指挥人员指挥他们的工作。 　　　　这个有史以来最庞大、最繁忙的车间勉强可以实现人类预报天气的梦想了，但即便这六万多人没有一丝一毫的闪失，他们也常常不能正确地预报天气，因为手脚比他们麻利得多的赛博205的表现尚且如此！ 　　 　　2 　　 　　　　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国长城建造时》中，也有一个庞大的群众场面，这些人不是在搞天气预报，而是在修筑长城。像天气预报工厂里的工人必须熟练地操作机械计算器一样，修筑长城的民工则必须熟练地掌握建筑艺术，特别是砌墙的手艺。 　　　　卡夫卡借助于一群回家休整的劳动者的视角描绘了施工的场面： 　　　　“旅途中他们看见一段段完工的长城突兀而起，……见到从深谷下涌来的新的劳动大军的欢呼，树木被砍伐，用作施工的脚手架，山头被凿成无数砌墙用的石块，而虔诚的信徒们在圣坛上诵唱，祈祷长城（早日）竣工。” 　　　　在家乡过了一段时间的安闲生活，他们的“愿望又变得不可遏止了”，他们再度出发时受到乡亲们的欢送，每个人都为之热血沸腾。 　　对于这样的工程，当然是要有人做规划的。尽管过去和现在都没有知道决策者的办公室在哪里，但“透过窗户，来自天国的光辉正洒落在他们所描绘的蓝图上”。 　　 在小说中卡夫卡描述了帝国的疆域：“我们的国家是如此之大，任何童话也想象不出她的广袤，苍穹几乎遮盖不了她。”因此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长城必须分段建造，譬如每段为500米，用一小队民工花5年时间建成。 　　 因此分段建造的办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此外还有别的理由。我对这个问题久久不能放过是毫不奇怪的，此乃整个长城建筑的核心问题，尽管当初看来无足轻重。 　　 由于是分段建造的，当然就留下了许多缺口，“据说有些缺口从来就没有堵上”。而这种不连贯的长城所要对付的是像蝗虫一般飘忽不定的游牧民族，其防御作用可想而知。 　　 　　3 　　 　　 对于天气预报工厂内的64000人，只要有某个人或某几个人出错，那么整个64000人的辛勤劳动就会变得毫无意义，正如长城的缺口使整个万里长城变得毫无意义一样。 　　 但计算机却可以很方便地做到使它的每个“工人”不出错，无论是计算1次还是10000次，它都能按照规定的要求，以同样的精确度进行处理（连小数点后面的最后一位也不马虎）。计算机擅长做的就是这活。它可以终日埋头苦干，无需报酬和食物（所谓的食物也许只是电流罢了）。与长城的建筑者相比，它既不需要大本营颁发勋章，也不需要回故乡去休整疲惫的身心。它所擅长的不仅仅是计算，事实上，几乎所有的非创造性劳动它都擅长。就其勤快而言，一台赛博205抵得上千个这样的天气预报工厂。 　　 尽管有了方程，也有了强大的解方程的工具，但对天气进行长期预报仍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梦想。人类通常只能提前若干天时间（目前在我国是一星期，前三天更可靠，不过据说美国能达到十天）预报天气，即便是几天时间，有时也毫无把握，譬如对于1987年横扫英国南部的那场飓风。这是为什么呢？ 　　 　　4 　　 　　 原因在于混沌（chaos）。系统是确定的，但它却会产生不确定的结果。 　　 1963年，麻省理工学院的洛伦兹发现了这一现象。他对大气运动方程做了最大限度的简化，用以模拟大气的对流运动，模拟结果揭示出系统的演化轨迹由稳定的周期性运动逐渐走向混乱无序的过程。 　　洛伦兹还发现了系统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两条初始值仅差万分之一的轨迹起初几乎是重合的，但差距很快拉大，最后成为完全独立、毫不相干的东西。他为此杜撰了一个有趣的名词：蝴蝶效应。北京的蝴蝶偶尔扇一下翅膀，导致大气状态产生微小的偏离，经过一段时间，偏离逐渐加大，以至一个月后，一场本来不会发生的龙卷风袭击了地球另一头的纽约市。 　　　　帕斯卡尔也杜撰了一个有趣的名词：克莉奥佩特拉的鼻子，意指克莉奥佩特拉的鼻子倘若高一公分或矮一个公分，那么历史的演化轨迹就会变得面目皆非，甚或全然不同。 　　　　蝴蝶效应也许会使人联想到这位埃及艳后的鼻子，进而使人联想到对历史作某种尺度的预言的问题。尽管这种联想可能是吠影吠声的，但毫无疑问的是，对历史作出预言并不比对地震作出预言来得更容易些。在历史上，宋义先生对项羽的叔父作出了预言，他因此被认为具有过人的本领，并做了几天楚国的将军。 　　　　郝柏林认为，混沌改变了物理学家对自然界的认识，即决定性和概率性的两种描述。还有人惊讶于这种把自由意志和决定论调和起来的方式——系统是决定论的，但是你说不出来它下一步要干什么。也就是说，高度理性的系统可以衍生出高度荒诞的结果，混沌把理性与荒诞融在一起了。 　　 　　5 　　 　　　　瓦尔特·本雅明在他那篇评论卡夫卡文章的开头，讲了一则波将金的故事： 　　　　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的宠臣波将金一度患有严重的、或多或少是有规律地反复发作的精神忧郁症，在犯病期间不许任何人接近他。有一回，这位总理大臣犯病的时间特别长，结果使文件柜里堆满了公文，而没有波将金的签字又无法处理。正当枢密官们在总理府的前厅里束手无策时，来了一个名叫苏瓦尔金的小办事员。“出什么事了，诸位阁下，我可以为你们效劳吗？”人们向他说明了情况，并遗憾地表示用不上他。苏瓦尔金却说：“先生们，假如就这点事儿，那就交给我好了。”枢密官们觉得这倒也未尝不可，于是苏瓦尔金将公文包夹在腋下进去了。他没有敲门，甚至连脚步都没停就去拧把手，而门恰好没锁。在昏暗的卧室里，波将金披着一件旧睡衣，正坐在床上啃手指甲。苏瓦尔金走近写字台，把羽翎笔蘸上墨水，一声不吭地递给了波将金，又把需要急办的文件搁到他的膝盖上。波将金漫不经心地瞥了闯入者一眼，就开始在文件上签字。待他签好了最后一份文件，苏瓦尔金夹起文件包，像来时一样一声不吭地离开了。他高兴地挥舞着文件包来到前厅，枢密官们一起涌过来，接过文件包。大家都屏住呼吸，深深地朝文件鞠躬，然而却都沉默了，发呆了。苏瓦尔金走上前来，迫不及待地问诸位大人为何如此惊讶。这时他也看到了签字，每份文件上签的都是：苏瓦尔金，苏瓦尔金，苏瓦尔金…… 　　　　本雅明接着写道： 　　　　“这个故事像是一个先驱，比卡夫卡的作品早问世二百年，隐藏在故事中的谜底就是卡夫卡。” 　　　　假如把波将金连同他的府第比作一个系统，那么由这个系统衍生出的结果无疑是荒诞的，令人匪夷所思的。从这一点上说，它很像混沌。让我们把故事的结尾作一点小小的改动：假如文件上的签字就不是苏瓦尔金，而是一些混乱无比的俄文字母，枢密官们需要趴在地上，仔细辨认这些字迹潦草的字母的含义，他们希望这些字母能够连成“波将金”，但每一次他们都失望了。 　　 这样的改动也许更具卡夫卡色彩，且更具混沌意味。遗憾的是，故事本身所包含的戏剧性及喜剧因素却丧失殆尽。戏剧性及喜剧因素的缺少反过来将极大地削弱故事的荒诞性，并使波将金那漫不经心的一瞥变得毫无意义，因而从文学角度说，文件上的签字只能是苏瓦尔金。 　　 　　6 　　 　　　　1687年，牛顿发表了他的不朽论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这部科学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中，牛顿阐述了他的绝对时空观，运动三定律及万有引力定律，并由此构成了描述天体运动的壮观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像幽灵般在太空飘荡的彗星不再毫无规律可寻，人们可以精确地计算出它的回归时间。神秘的潮汐，把历法搅得很不安宁的岁差，太阳和月亮的质量，月球轨道无法理喻的偏离（即摄动）等等，都只是书中所包含的无穷无尽的宝藏中的一小部分。他还证明了一个形状为同心球面的均匀空壳，对空壳里任何地方的小物体都不施加作用力。对于牛顿，这只是一碟小菜，不足挂齿；但这一不起眼的结论对于三百年后的今天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所谓的“新生代”作家似乎都应该到这种没有约束的空壳里呆上几天，因为他们的作品通常被认为彼此相象，且缺乏想象力。 　　　　牛顿定律在描述天体运动时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功，由此很自然地产生了机械决定论的观点：即把宇宙视为某种巨大的类似于钟表一样的机械装置。一位了解机器的自身性能和它在目前的状态的工程师，原则上能够计算出在任何时刻它将做什么。同样，通过精确的物理定律及宇宙目前的状况，在原则上就能计算出它以后的发展。这一观点因海王星的发现而到达顶峰，1846年，德国天文学家伽勒在预定的位置中发现了太阳系的这颗第八行星。 　　　　牛顿在法国的后继者拉普拉斯以不无雄辩的口吻写道： 　　　　“假如有这样一位智者，他在任一给定时刻都洞悉所有支配自然界的力和构成自然界的物体的相互位置；假如他的智慧是如此巨大，能够使自然界的数据都得到分析，——那么他就将宇宙最大的天体和最小的原子的运动都纳入单一的公式中。对于这样的智者，没有什么是不能确定的，为来和过去全都历历在目。” 　　 拉普拉斯是五卷本的煌煌巨著《天体力学》的作者（写作此书与写作《追忆似水年华》同样需要坚忍不拔的毅力）。他把其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数理天文学，对太阳系的行星及卫星轨道的计算达到了精细入微的程度。在他视野所及的范围内，大自然的确是像嘀嘀嗒嗒的钟表一样按步就班地排演它的节目。一个接着一个的现象（力、热、波、声、光、电、磁），大到恒星，小到比花粉更小的超显微粒子，都处于精确的物理定律的控制下。在当时的情况下，不产生这类观点才是一件奇怪的事。理性的确有充分的依据表现得骄傲一点。因而当拿破仑问拉普拉斯，为何在他的书中连一句话都没有提到上帝时，他得到这样的回答就毫不奇怪了： 　　 “陛下，我不需要这个假设。” 　　 　　7 　　 　　 宇宙像钟表一样运行的观点可能有其更深的源头。1900年，在希腊的安迪基提拉岛附近的海面上，一些寻找海绵的渔民发现了一艘古代沉船的残骸。这艘船是公元前70年从罗得岛驶往罗马的途中遭遇风暴而沉没的。在打捞的遗物中，有一堆锈迹斑斑的金属，晾干后分成许多齿轮模样的块体。1972年，有人用X射线对其进行了分析，并把它们还原成一套错综复杂的齿轮装置系统，整个装置有32个齿轮，最大的多至225个齿，最小的仅有15个齿。它是做什么用的呢？分析结果表明，它极可能是一台行星计算器，古希腊的天文学家用它来确定太阳和月亮在恒星球壳上的位置（依照托勒密的理论，最外层的恒星球壳是相对静止的，其整体在天空中作旋转）。 　　 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安迪基提拉装置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微分齿轮系统。在如今的汽车后轴里就装有这种微分齿轮，它能够使汽车的轮子在需要时（譬如拐弯）以不同的速度转动。装置的精密性还表明了古希腊的工艺制造水平。考古学家有理由认为，古希腊人除了给人类贡献了哲学、逻辑学、几何学，除了拉奥孔、帕台农神庙、《俄狄浦斯王》外，显然还贡献了其他什么。 　　 　　8 　　 　　 在卡夫卡的小说《在流放地》中，也有一架错综复杂、像钟表一样精确的机械装置，其中的齿轮系统无疑构成了整个装置的关键部分。这台不同寻常的机器是给犯人行刑用的，由前任司令官耗费毕生精力发明。老司令官几乎是个无所不能的人，既是军人，又是法官，又是工程师、化学师和制图师。在流放地，他拥有大批的追随者。 　　整个机器分为三个部分，底下的部分叫“床”，上面的部分叫“设计师”，中间能上下移动的部分叫“耙子”。“设计师”是机器的大脑，它控制装有许多针的“耙子”，以精雕细琢的方式给躺在“床”上的犯人刺字。 　　 从技术性能看，这架装置可以说是现代自动控制理论的先驱。只有在发明了计算机之后，让机器写字才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况且这台机器不但写字，还要在字的周围雕上许多装饰性的图案。在正常的情况下，整个行刑过程需要十二个小时，前六个小时，犯人依然具有勃勃生机，可以用舌头去舔热气腾腾的稀饭，“可是一到第六个小时他就变得多么安静”！所以“设计师”中装有数不清的齿轮便是很正常的事了。 　　 在犯人身上写下的正是他们的罪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的罪通常并不重。为了使人对罪行的程度有所了解，主持行刑的军官打了个比方，他指着一个将要躺到“床”上的犯人说：“他的背上将要写上：尊敬上级！”但经过十二小时的行刑，“耙子”几乎把犯人刺穿了，他给扔到了坑里，掉在被血水浸透了的烂棉花中。于是一个犯有像不尊敬上级一类罪行（也许应该叫过失）的犯人被处决了。 　　 小说的一个关键是轻罪，另一个关键是机器的复杂与精确。这台机器不仅要把犯人处决，它的根本作用是，通过有条不紊的步骤及精心设计的程序，使犯人作出完全的认同与理解。“这当然是件难事”，只有到了第六个小时上，犯人才开始做到这一点。这是整个行刑过程的转折点。 　　 “这时我往往跪在这里观察事情的发展。犯人很少有把最后一口粥吞下去的，他只是让它在嘴里滚来滚去，然后吐在坑里。这时我就得闪开，不然他就会啐在我的脸上。” 　　 卡夫卡之所以要以充实的细节强调它，原因正在于此。当犯人花去后六个小时真正“做到这一点”时，行刑也以惯有的精确性同步地到达了终点。 　　 如此精密的机械当然需要庞大的维持费用，但新任司令官却大大地削减了经费，使其几乎无法运转。这样做当然是出于人道的考虑。小说并没有讲述行刑之前的审判过程，更没有比较新旧司令官在这方面的异同。 　　 “不过从各方面说，我当然是最适宜于给你解释审判过程的人，因为我这里有——” 　　 眼看着主持行刑的军官就要说出秘密了，就在这时，卡夫卡机敏地躲开了，他让军官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机器的草图，从而岔开了话题，使大家的目光又聚焦到机器上。 　　 一种合理的推测是，新任司令官以人道的借口作出改进的仅仅是处决方式，仅仅是让老司令官发明的机器最终停止运转而已。至于那些犯了轻微罪行的倒霉鬼，依然要被处决。事实也的确如此，那个即将躺到“床”上的犯人，其罪行仅仅是不尊敬上级。 　　 需要指出的是，种种细节表明，行刑是以尽可能的人道方式进行的。当犯人对旧口衔感到恶心时，一向不露声色、节制感情的卡夫卡让军官先生“狂怒地大吼一声”，军官之所以作出如此激烈的反应，原因不在于犯人“闭着眼睛呕吐起来”，而是在于申请新口衔的要求没得到批准！行刑过程之所以显得如此漫长，如此残酷，那仅仅是因为，不这样不足以使罪犯通过身上的伤口辨认自己的罪行，在灵魂深处得到改造（“仿佛在谛听”）。 　　 　　9 　　 　　 美国学者那格尔认为，卡夫卡具有从日常生活的具体细节抵达事物本质的能力。他还强调指出，福楼拜下面这句话无疑道出了卡夫卡的想法：“只要长时间地观察，一切都是有意义的。”卡夫卡对其晚年的朋友雅努施也说过这样的话：“司空见惯的东西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我只需把它们记录下来。”德国传记作家克劳斯·瓦根巴赫指出，临终前的卡夫卡喉头肿胀得不能说话，只能用纸条与别人交流，这些保存下来的纸条表明，甚至到了这种地步，卡夫卡依然十分注意细节。 　　 对于这样一位如此重视细节的作家，细节显然是理解作品的关键之所在。美国评论家奥斯丁·沃伦认为：“小说通过它的写作方法提供的是一种对事实的感觉，你可以自由解释它，自由创造它；我告诉你们的是我作为一个严肃的科学家所见到的。” 　　 评论界的确是在自由地解释、从而自由地创造了另一个流放地，方法是，把一个严密的整体肢解开来，然后根据需要，取其中的某一部分进行发挥（这几乎是批评家的拿手好戏，古今中外皆然）。在许多情况下，卡夫卡的小说也的确允许多种解释。有论者（瓦尔特·考夫曼）认为，卡夫卡常常想方设法地避免单一解释的可能性，并进而得出结论：暧昧就是他的艺术本质。但必须指出的是，为了使作品走向深刻，作者在编故事时常常也会巧妙地堵死一些路，至少在细节上不鼓励做出某些较为平庸的解释。至少就这篇小说而言，我认为是这样的。 　　 德国明斯特大学的赫伯特·克拉夫特教授在一本论述卡夫卡的专著中列举了一些评论《在流放地》的观点。这些观点似乎给人以这样的印象，迄今还没有文章对军官的所作所为给予较合理的解释。 　　 《在流放地》中，作为凶手的军官与那种“在第三帝国的集中营里活生生地存在过”的屠杀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小说也的确描写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行刑过程，但它并不鼓励进一步联想到毒气室、焚尸炉、绞刑架之类的东西，这些在历史上出现过的东西在残暴的强度上要远远超过像钟表一样精确的机器（此类评论无异于将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降低到文学爱好者的水平！）。许多评论家像小说中到流放地考察的探险家一样不理解那位“孤独”的军官，不理解军官发自内心的“随想”： 　　 “在这个时刻（即作为转折点的第六个小时上）连我都禁不住想投身到“耙子”底下去呢。” 　　 任何身在奥斯威辛的军官在观看犹太人进毒气室时，是不会产生自己也要投身其中的感想的。 　　 军官曾试图说服探险家，以改变自己日渐孤立的处境，这是他的全部希望和最后希望之所在。他像一位有经验的说客一样，以一种试探性的、若无其事的口吻，顺便提及了这一不易被人接受的观点： 　　 “相反，你的丰富经验使你相信，这是最最人道、最最符合人类尊严的，而且你非常欣赏这台机器——” 　　 但正如他所预感到的那样，探险家没有被说服。“你能帮助我实现吗？你当然是愿意的罗，不仅愿意，你简直是非帮助不可呀。”军官大声地请求。绝望中，他“抓住探险家的两只胳膊，重重地喷着气，盯紧了他的脸”。 　　 当最后的希望落空后，军官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切都变轻松了，一切都无所谓了。他可以“微微一笑，仿佛老人在笑孩子气的无聊似的”。他知道“时候到了”，剩下的只有一条路可走，一件事可干。但直到这时，探险家尽管有所不安，却依然毫不理解： 　　 “什么时候到了？”探险家不安地问道，可是得不到回答。 　　 军官让犯人获得了自由，他自己则准备躺到“床”上去“以身殉职”。在这之前，“他带着微笑重新检查了机器的每一个小小的部件”。等到他脱光了衣服，探险家终于意识到“下一步将发生什么”，他给予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小说在这时亮出了底牌：这与其说是一台行刑机器，不如说是一种“司法方式”。事实上，小说一直在暗示，行刑方式等同于“审判方式”。这种审判方式或司法方式像由无数的齿轮所构成的系统一样具有绝对的精密性。 　　 　　10 　　 　　　　机械决定论的观点因海王星的富有戏剧性的发现而到达顶峰。 　　 1781年，赫谢尔通过一架大功率的望远镜发现了天王星，但是天王星的运行轨道与理论计算的结果并不符合。于是一些科学家提出这样的假想：这是因为还有一颗更遥远的未知行星在干扰天王星的运动。1845年，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位年仅26岁的学生亚当斯对这颗假想的行星的质量、位置和轨道做了详细的估算，但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台长艾利爵士对此置之不理。另一位年轻的天文学家、法国的列维利尔也独立地得出了和亚当斯相同的结果，并给德国天文学家加勒寄去了一套如何找到这颗行星的说明。1846年9月23日，加勒在收到资料的当晚就发现了海王星，其方位与列维利尔的预测仅差55分。 　　　　美国哲学家威廉·巴雷特在一本关于存在主义研究的著作中指出： 　　　　“在那个世纪，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取得了进一步的成果，牛顿的宇宙定律变成了坚不可摧的征服者。同时由于数学的分析具有不可思议的严密性和独创性，它似乎对自然界的一切问题都提供了答案。而逻辑推理在数学和物理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则意味着，为了消除古老的迷信幽灵，它将不可避免地扩展到人类经验的其他领域，扩展到法律、风俗习惯、政府和史学中去。” 　　 《在流放地》中的那台机器便是极端自负的理性在征服了大自然之后，昂首阔步地进入到人类经验的其他领域——司法领域的象征，因而当其崇拜者认为它最最人道、最最符合人类尊严时，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所谓的政治理性主义，便是理性过度扩张的一种结果。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会忽视无数代人在适应他们的特定环境时所积累的经验，忽视千百年来逐步沉淀下来的传统，但凭殚精竭类的设计以消除一切不合理的东西，使之臻于完美的境界。 　　 卡夫卡在小说中向我们描绘了那个值得怀念的时代的盛况：早在一天前，漫山遍野就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看客中有司令官本人，全体高级军官，还有妇女和儿童。那时侯，机器擦得精光铮亮，哪里还有什么影响机器操作的噪音！ 　　 “有许多人根本不看，他们闭着眼睛躺在沙地上；但他们知道，现在正义得到了伸张。” 　　 对于如此精密的机器，的确尽可以放心并放手地让它去伸张所谓的正义。 　　 “那是多么美好的时代，我的同志！” 　　 军官动情地说，“显然忘了在跟谁说话”。 　　 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歌队就唱出了适合于全人类的经验总结： 　　 “忒拜城的居民啊，请看，这就是俄狄浦斯，他道破了那著名的谜语，成为最伟大的人；哪个公民不曾用羡慕的眼光注视他的好运？可如今他却坠入到灾难的惊涛骇浪中。因此，除非等到最后的日子来临，不要说哪个凡人是幸福的。” 　　 　　11 　　 　　　　1887年，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以2500克朗的奖金悬赏一个天文学中的问题：太阳系是稳定的吗？ 　　　　也许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忧天式的可笑问题，吃饱了撑着！对于如今的天体物理学，这个问题的确也不那么重要了。但对于奥斯卡二世所处的时代，太阳系稳定与否却是一个很严重的实际问题。假如太阳系是不稳定的，则意味着一个小小的干扰，就可能会使地球逐渐偏离自身的轨道，离红太阳越来越远，直至最后独自在寒冷、黑暗的宇宙中游荡。 　　　　这个问题在数学上也极具挑战性，因为描述三个或更多天体运动的方程组像大气运动方程一样不能解析地求解。法国科学家庞加莱获得了这一2500克朗的奖金，他的研究初步揭示了问题的复杂性。他已经走到了混沌深渊的边缘，朝里面窥视着，并对一些奇怪的触须作了辨认。 　　　　到了本世纪六十年代，物理学家手中有了庞加莱所没有的新式武器——电子计算机，但结果却出乎意料，在大多数情况下，运动都会呈现出一种“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这一不可思义的事出现在了决定性的牛顿力学方程中。有几种情况甚至在数学上就可以证明，其运动轨道同掷骰子一样是随机的和不可预测的。传统的力学教科书的例子，像整齐划一的仪仗队的成员那样，是按严苛的条件精心挑选出来的，未能全面地反应牛顿力学的真实面貌。 　　 　　12 　　 　　　　在《乡村医生》中，卡夫卡讲述了一个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故事。乡村医生由于一次轻信而把自己的一切都毁了。 　　　　“受骗了！受骗了！只要有一次听信深夜急诊的骗人的铃声——这就永远无法挽回。” 　　 这位上了年纪的老医生被认为是无所不能的人，“只要动一次手术就会妙手回春”，他的到来使病人的家属很高兴。人们为他举行了仪式，“老师领着一个学生合唱队站在房子前面”。这个细节也许是对古希腊悲剧的滑稽模仿——歌队长领着歌队进场了。值得注意的是，曲调虽是极简单的，但歌词却极为暴烈，小说中的“歌队”以一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方式，唱出了人类发自内心深处的对医学与理性的贪欲： 　　 脱掉他的衣服，他就能治愈我们， 　　 如果他医治不好，就把他处死！ 　　 医生也的确发现了病人的伤口，是个有“手掌那么大的溃烂伤口”，从远处看，“好像是矿山上的露天矿”；从近处看，情况则更严重： 　　 “谁看了这种情形会不惊讶地发出唏嘘之声呢？和我的小指头一样粗一样长的蛆虫，它们自己的身子是玫瑰红色，同时又沾上了血污，正用它们白色的小头和许多小脚从伤口深处蠕动着爬向亮处。 　　这朵致命的“鲜花”超出了医生能力所及的范围。” 　　 “我带着一个美丽的伤口来到世界上，这就是我的全部陪嫁。” 　　 病人如此对医生说。伤口是先天的，是有限的理性与后天的努力无法医治的。故事的结局是那个被按到病人床上的医生设法逃了出来，但他成了一无所有的人，只得光着身子在时代的严寒中流浪。 　　13 　　 　　　　导致混沌的本质因素是非线性(nonlinear)。假如洛伦兹把方程中仅有的两个非线性项也简化掉了，数学家们闭着眼睛就可以把它解出来。当然混沌也不会出现了，它销声匿迹，如同听到了公鸡啼唱的鬼魂一样。 　　　　当你往水塘里扔一块石头，你就会看到波纹以一组同心圆的花样扩展开来，遍及整个水面。再扔一块石头，便又出现一组同心圆花样，叠加在第一组同心圆的花样上。在波峰与波峰相遇处，波纹变得更高；在波谷与波谷遇处，波纹变得更深；而在波峰与波谷相遇处，则出现抵消的现象。 　　　　这是大自然所展示的线性现象之一。水面上的波纹可以近似地由波动方程来描述，上述现象也说明了波动方程是线性的，因为方程的两个解在相加后仍然是它的解。 　　　　但它只有在波纹较浅时才成立，说得更准确些，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非线性的项才可以忽略。当池塘里的波纹变成葛饰北斋套色版画中的巨浪时，线性便早早地让位于非线性了。评论家认为，这幅具有典型的日本艺术特点的画作显示出了艺术家对自然形式的强烈反应和装饰技巧的天才。 　　　　教科书中几乎所有的经典方程都是线性的，因为线性方程易于求解，它们温顺纯洁，如同唱诗班上的小歌手。但大自然在本质上是非线性的，所谓的线性，只是特例中的特例，就像随手画一条线很少会画成直线一样。物理学家费米曾经深有感触地说：《圣经》并没有说一切自然定律都是线性的。 　　 　　14 　　 　　　　在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城堡》的第一章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拿出来研究一番。这一现象发生在Ｋ用步行的方式朝城堡跋涉的过程中。 　　　　“现在他看得见那座城堡了。在光明闪耀的天空，它显得轮廓分明，再给一层薄薄的积雪一盖，就显得更加清晰了。“ 　　　　小说接着讲述了Ｋ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后来Ｋ感到有些疲倦了，尽管如此，只要他继续往前走，“至少走到城堡的入口那儿，他的力气还是绰绰有余的。” 　　　　假如结果真的如其所想的那样，那么这篇小说很快就可以结束了，但事实却是： 　　　　“他又走起来了，可是路实在很长。因为他走的这条村子的大街根本通不到城堡的山岗，它只是向着城堡的山岗，接着仿佛是经过匠心设计似的，便巧妙地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了，虽然并没有离开城堡，可是也一步没有靠近它。每转一个弯，Ｋ就指望大路又会靠近城堡，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他才继续向前走着。尽管他已经筋疲力尽，他却决不愿意离开这条街道。再说这个村子居然这么长，也使他感到纳罕，它仿佛没有个尽头似的。“ 　　　　一句话，小说的主人公Ｋ无法到达有限距离的目的地。一些学者由此联想到了古希腊的芝诺悖论——飞毛腿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中，悖论是这样表述的： 　　　　“在赛跑的时候，跑得最快的永远追不上跑得最慢的，因为追者首先必须到达被追者的出发点，这样，那个跑得慢的必定总是领先一段路。“ 　　　　在寓言《皇帝的御使》中，御使也是无法到达目的地的，然而这一过程至少从表面上看来是与芝诺悖论无关，因为目的地看上去不是有限距离的。 　　　　包括芝诺悖论在内的一些古希腊悖论是千百年来一直激动人们心智的谜语，但猜出这一斯芬克斯的谜底绝非易事。对于芝诺，美国数学家Ｅ．Ｔ．贝尔有如下的评论： 　　　　“从最早期开始，我们就遇见了明显对立的两种类型：一类是自认为谨慎的人，他们由于脚下的大地震动而踌躇不前；另一类是勇敢的先驱者，他们跳过裂罅去寻宝，觉得在彼岸更安全。我们首先来看一个拒绝跳过去的人，就其思想的深刻与敏锐而言，在进入二十世纪遇到布劳维尔以前，我们不会碰到能够与之匹敌的人。“ 　　　　有一种观点认为：芝诺悖论的关键是用了两种不同的时间测量，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这一观点是如此的合理，所动用的数学知识并不复杂，以至于我觉得奇怪的是，它为什么直到最近才出现）。原则上讲，任何一种测量时间的“钟”都是依靠一种重复性的过程，如太阳的升落，脉搏的跳动，摆锤的摆动，分子的振荡等，以重复的次数作为时间的测量值。在芝诺悖论中，除了普通的钟外，还有一种特别的“钟”，它是以阿基里斯每次到达上一次乌龟所到达的位置作为一个循环，用其重复的次数来测得时间。两者之间的变换可以在数学上严格地推导出来，推导结果表明，普通的钟所显示的一段有限时间，到了特别的“钟”那里，则覆盖了从“零”到“无穷大”的全部时间。 　　　　的确，我们可以认为，当Ｋ朝城堡跋涉时，有一种非线性的因素在作用于他。正常世界中的一段有限距离，对他却成了无限，因而他的艰苦努力最终化为了泡影。致使我们的大自然变得错综复杂的非线性也把卡夫卡的主人公狠狠地捉弄了一番。 　　 　　 　　15 　　 　　 《城堡》是卡夫卡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与前两部长篇小说《美国》及《审判》一样，《城堡》也没有写完。据马克斯·布洛德说，卡夫卡曾跟他谈起过小说的结尾，但从已经成文的章节看，要到达这个结尾，可能还要走一段相当长的路。或许可以认为，没有结尾才是它的最好的结尾。《城堡》的最初创作可以追溯到１９２０年８月，那时对米伦娜的爱情像刀子一样在他的心中剜动。《城堡》的主要写作时间是１９２２年，卡夫卡暂住在他妹妹奥特拉的一个小庄园里。在那里，他体验到了德国农民的生活方式。 　　 小说的情节似乎极其简单。一个叫做Ｋ的土地测量员试图进入伯爵大人的城堡。然而，当他到了城堡所辖的一个村子里时，发现他的企图是多么难以实现。无论是用直接的方法，还是通过间接的途径，Ｋ的努力均告失败，甚至他在村子里都难以站稳脚跟。 　　有趣的是，在这部著名的小说中，我们能够找到有关混沌现象的一些显著特点。 　　 在第五章中，Ｋ拜会了村长，村长向Ｋ谈起了一事，即在伯爵大人的机构里发生了一件偶然的关于招一个土地测量员的差错。我们首先必须注意两点，第一是差错的大小： 　　 “当然，这只是指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言，比方说，就像你这种情况。在重大的事情上，我还从来没有听见发生过差错。“ 　　 第二是机构的高度组织性和卓有成效性： 　　 “一件公文依照正规的途径运转，它在一天之内就能到达外面的部门，而且当天就能得到解决。“ 　　 “首脑局的一条工作原则是，必须消除任何差错的可能性。这是官方当局的最高机构所一致确认的一条基本原则，并且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处理事务。” 　　 因此，当Ｋ认为整个组织结构的统治归于失败时，村长说： 　　 “你太严格了，可是把你的严格乘上一千倍，跟当局要求自己的严格相比，你这种严格就根本算不上什么了。“ 　　 并且机构中有像索尔提尼那样精明而负责的办事员： 　　 “可是不论什么时候，索尔提尼要是在手里抓住了谁的把柄，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把柄，那准是他得胜……“ 　　 尽管村长一再否认这样的小事通过像索尔提尼之类的官员们的辛勤劳动已成为大事，然而，用他自己的话说，“也常常教人够苦恼的啦。”而且，事实上，这件事在村子里掀起了大波，被提到乡镇会议上去讨论，并引起对立两派的争斗。然而，最关键的是，在整个事情总算有了一个幸运的结局之后，现在看起来好像这件事又得整个儿重新来。 　　 结论是不确定的： 　　 “这儿没有谁留下你，但是也决不是说要把你撵走。“ 　　 把这件事与混沌现象相比是十分有意思的。它们之间至少有两点是相仿的：第一是微小的差错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亦即所谓的蝴蝶效应现象；第二是一个确定性的系统（在混沌中是确定性的大气运动方程、牛顿力学方程等等，在城堡中是比Ｋ的想象还严格一千倍的官僚机构）会产生不确定的结果。城堡中错综复杂的机构会使人再次联想到把宇宙视为钟表的隐喻，以及那个由无数个大大小小的齿轮所构成的“设计师”，它之所以要如此精密复杂，目的是为了消除差错，尤其是重大的差错，但结果却适得其反。 　　 　　16 　　 　　　　当我们观察大自然的风光时，我们便发现，它们很难用欧几里得字典里的“词汇”，如直线、圆、椭圆、菱形、平行四边形等来描述。在飞机上看一段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我们会发现它有许多相似的海湾和海岬；当我们就近看每一个湾或岬时，我们又会发现，它们又有自己的小湾和小岬；而那些小湾或小岬又有更小的湾和岬。因而用不同的标尺去测量海岸线，所测得的长度也就不会相同；尺子越小，长度则越长。 　　　　自然界的许多现象都具有这种特殊的层次结构，对其几何尺寸作缩放，整个结构并不因此而改变，这一性质称为自相似，具有自相似特征的几何对象称为分形。分形既是描述大自然的几何学，同时它与另外两种数学方法（重整化群、符号动力学）一道，构成了描述混沌现象的工具。这一引人入胜的新几何学是ＩＢＭ公司的一位职员曼德布罗德在本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在曼德布罗德提出分形概念之后，柏拉图所谓的“上帝乃几何学家”的名言也有了新的涵义。 　　　　但大自然的这一特征早在一百多年前就为一位画家所捕捉到，这位画家就是上文所提到的葛饰北斋。在他那幅名为《神奈川冲浪》（富岳三十六景之一）的浮世绘中，浪花飞溅、犹如龙爪般的巨浪具有典型的自相似性质。葛饰北斋的作品传到欧洲后，对那些试图超越欧洲艺术传统的画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一特征同样也反映在以下这段耐人寻味的话中： 　　　　“当你观察一块石头时，你会发现它很像一座微缩的山峦。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能够把大尺度的山峦缩成小尺度的、在方寸之间的石块。你可以在上面找到自然界的图形和构造的种种变化形态：石头上的苔藓像森林，晶体的颗粒像 岩。把石头的表面与天然山体的表面相比，你会发现，多数时候前者更引人入胜，在形态上更富于变化，在颜色上更斑斓多彩；特别对于从结晶山脉上滚落下来的石头，则更是如此。“ 　　　　写下这段文字的不是旅行家，不是地理学家，也不是整天与石头打交道的矿物学家或地质学家，其作者是英国十九世纪的散文家及艺术评论家罗斯金，一位为普鲁斯特所激赏的作家。也正是这位罗斯金，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受贬抑的风景画家透纳，并使后者一跃而成为英国最伟大的风景画家。 　　 　　17 　　 　　　　读过《城堡》的人都有这样一种印象，城堡中的官僚机构重峦叠嶂，庞大复杂，然而为卡夫卡所涉及的官僚却是那么的少，除了克拉姆、索尔蒂尼外，其余的只是秘书、办事员一类的不入流的人物了，且有名有姓的秘书和办事员也是非常之少的。可以这样说，卡夫卡用最少的人物构造了最复杂的官僚体系；而要做到这一点，体系的结构应该是自相似的。为了描绘墨西哥湾或渤海湾，只要选择近在眼眼的一个小湾就行了；为了让人了解水杉树的模样，只要折一段小枝就可以了。 　　　　更为典型的自相似特征可以在小说的第十五章中找到。在这一篇幅最长的章节中，奥尔伽向Ｋ也向我们讲述了“阿玛利亚的故事”。这个故事具有相对独立性，与其说它是配殿或厢房，是附属于大型建筑的辅助建筑，倒不如说它是由大城堡微缩而成的小城堡。 　　　　事实上，卡夫卡并不是第一次运用这种具有自相似性质的微缩手法的。在《中国长城建筑时》中，他嵌入了一个寓言《皇帝的御使》。在长篇小说《审判》中，他通过神甫的讲述，嵌入了一个发生在法院门口的故事。就自相似的程度而言，我认为“阿玛利亚的故事”更为典型，这个小城堡不仅可以看成是卡夫卡卓越风格的示范，在某种程度上，它可能还超越了整个长篇小说，或含有在整本书中所没有完全讲透的东西；至少可以这样说，也许《城堡》的内涵更为丰富，但由于篇幅的小样本化，“阿玛利亚的故事”在表达效果上显得更为强烈。面带微笑的卡夫卡在这里已完全让位于目光忧郁的卡夫卡；一直是朴实、精确、冷静、如同防洪大堤般的文字，由于难以抵御人类悲剧的巨大洪峰而开始丝丝作响起来。 　　 　　 　　17 　　 　　　　读过《城堡》的人都有这样一种印象，城堡中的官僚机构重峦叠嶂，庞大复杂，然而为卡夫卡所涉及的官僚却是那么的少，除了克拉姆、索尔蒂尼外，其余的只是秘书、办事员一类的不入流的人物了，且有名有姓的秘书和办事员也是非常之少的。可以这样说，卡夫卡用最少的人物构造了最复杂的官僚体系；而要做到这一点，体系的结构应该是自相似的。为了描绘墨西哥湾或渤海湾，只要选择近在眼眼的一个小湾就行了；为了让人了解水杉树的模样，只要折一段小枝就可以了。 　　　　更为典型的自相似特征可以在小说的第十五章中找到。在这一篇幅最长的章节中，奥尔伽向Ｋ也向我们讲述了“阿玛利亚的故事”。这个故事具有相对独立性，与其说它是配殿或厢房，是附属于大型建筑的辅助建筑，倒不如说它是由大城堡微缩而成的小城堡。 　　　　事实上，卡夫卡并不是第一次运用这种具有自相似性质的微缩手法的。在《中国长城建筑时》中，他嵌入了一个寓言《皇帝的御使》。在长篇小说《审判》中，他通过神甫的讲述，嵌入了一个发生在法院门口的故事。就自相似的程度而言，我认为“阿玛利亚的故事”更为典型，这个小城堡不仅可以看成是卡夫卡卓越风格的示范，在某种程度上，它可能还超越了整个长篇小说，或含有在整本书中所没有完全讲透的东西；至少可以这样说，也许《城堡》的内涵更为丰富，但由于篇幅的小样本化，“阿玛利亚的故事”在表达效果上显得更为强烈。面带微笑的卡夫卡在这里已完全让位于目光忧郁的卡夫卡；一直是朴实、精确、冷静、如同防洪大堤般的文字，由于难以抵御人类悲剧的巨大洪峰而开始丝丝作响起来。 　　 　　18 　　 　　　　有关混沌现象的一些特点，也较为集中地反映在“阿玛利亚的故事”中。 　　　　阿玛利亚拒绝了一位城堡官员的求爱，她的这一行为使全家在村子里受到了彻底的孤立。父亲为了摆脱困境，便日复一日地守侯在去城堡的大路上，试图“等官员们乘着马车经过的时候”，“抓住机会向他们哀求宽恕”。但是官员们通常很忙，很难腾出时间来。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 　　　　“况且到城堡去的大路有好几条呢。有时大家走惯了这条路，许多马车都打这儿过，一会儿又喜欢走另外一条，各式各样的车辆又在那儿来往奔驰。究竟怎样去掌握路线的变化规律，人们从来都不知道。早上八点钟，车辆可能在另一条路上，十分钟以后也许就转到第三条路上，半个小时后又可能回到第一条路上去了，此后一整天它们可能就一直走这条路，可是每一分钟都有变化的可能。……车辆来往的数量也多寡不同，数量的悬殊就跟道路的选择一样不可理解。常常一连几天看不见一辆马车，而在其他的日子里又往往拥挤不堪。“ 　　　　这里需要做一些说明。我认为，这段文字并不是指阿玛利亚的父亲碰到城堡官员的可能性很小（一种或然性的小概率事件）。对于小概率事件，譬如在麻将桌上做“黄金七对”或做“清一色一条龙外加海底捞月”，只要不怕输钱，只要打的时间足够长，总是能逮着机会的。况且通向城堡的道路总共也不过三条罢了。这里所强调的是：官员的行为呈现出典型的不可预测的特点，因而尽管阿玛利亚的父亲越来越老，背越来越驼，他依然无法获得宽恕。 　　　　关于巴纳巴斯与克拉姆的关系，小说中也作了详尽的描写。首先是克拉姆的形象问题： 　　　　“各种有关克拉姆模样的描绘，巴纳巴斯都听熟了，”奥尔珈继续说道，“他收集了许多说法，还进行了比较，也许收集得太多了，他甚至有一次在村子里从车窗外看见了克拉姆，或者是他相信他看到的就是他，因此他作了充分的准备，打算下次好好地认识一下克拉姆，可是——你怎么解释这一点？——当他在城堡里走进办公室，他们给他指出那就是克拉姆的那个官员时，他又不认识了，后来有好久在他的想象中总以为这不是他常见的克拉姆。但是假使你问巴纳巴斯，这个克拉姆跟平常大家所描摹的克拉姆到底有什么不同，他又答不上来，或者他也会试着告诉你，给你描述城堡里的那个官员，但是他所描述的跟我们平常所听到的克拉姆恰恰又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巴纳巴斯，我对他说，干吗你要怀疑那不是克拉姆呢？干吗要自寻烦恼呢？于是他又显然是痛苦地开始琢磨起城堡里的那些特点，再说，他所回忆的也都是一些鸡毛蒜皮——比如，一种特殊的点头姿态，或是一件没有扣上的背心，——你简直没法认真对待。 　　　　这段颇为神经质的描述使人想起一幅宏观有序、微观无序的混沌图象来。在这里，我们不妨与自然界中典型的混沌现象——湍流来作比较，在湍流中各种尺寸的旋涡层层相套，紊乱无章，每时每刻都不相同。然而在这无规则的背景上，往往又会出现大尺度的、颇为规则的结构和纹样。 　　　　至于克拉姆的工作方式，也是十分特殊的： 　　　　“巴纳巴斯对这种工作方式一向感到很惊奇。官员们从不明确地发布命令，也不高声口授指示，你几乎说不上这位官员到底是否在口授什么东西，因为他似乎就是原先那样在继续看着书本，只不过在看书的时候低声说着什么话，而录事们却听得清这种悄声低语，有时声音实在太低了，录事坐在自己的坐位上怎样也听不清，那时他就得跳起来，听清了口授的内容以后，又马上坐下去写下来，然后又跳起来听，再坐下去写，就这样跳起坐下忙个不停。这是多么奇怪的工作！简直教人无法理解。当然，巴纳巴斯看这一类事情有的是时间，因为在克拉姆偶尔召见他的时候，他总得常常在这间大房间里先站上好几个钟头或好几天。而且，即使克拉姆看见了他，他也向克拉姆作了一个立正的敬礼，但是这也并没有多大的意思，因为克拉姆可能又会转过脸去看他的书，把他忘到九霄云外去了。这样的事常常发生。“ 　　这样的图象自然不是决定性的，也不是概率性的（或然性的），尽管书中在大段大段的描述中用了“偶尔”这个词。撇开混沌的数学物理含义不谈，我们也许可以认为，克拉姆本人就是“混沌”。 　　　　德国评论家格哈德·诺伊曼在一篇题为《倒转与转移》的长文中很透彻地分析卡夫卡的思维方式。在文章的开头，诺伊曼引用了芝诺的著名悖论“飞矢不动”，他认为卡夫卡的逻辑推论具有比芝诺悖论更进一步的“倒转”特点：“紧接着这个第一阶段的倒转之后，随着一个‘但是’就出现了一个意义相反的转折：这句话重新开始，但却是朝着另一个方向；卡夫卡这时从否定开始，但又加以转移……思路一会儿被一种突如其来的否定所打断，一会儿被一种意义相反的转折排出自己的轨道，一会儿被纳入到一种突然逆转的基本关系中。”对于上述三段引文，诺伊曼先生的分析无疑是确切的；事实上，这样的例子在《城堡》中俯拾皆是。但我认为，卡夫卡之所以不断使用这种“倒转与转移”的方法，原因却在于：非此不足以描写世界的复杂性，非此不足以展现人类有限的理智面对这种无限的复杂性时的艰难处境。尽管飘忽不定的悖论贯穿于《城堡》的始终，但对整部小说的深层思维产生影响的是混沌。卡夫卡既没有借助计算机，也没有借助实验仪器，他以惊人的直觉和深邃的洞察力抓住了这一点，深切体会到并揭示出由此造成的悲剧性结果。混沌它不仅使飓风变得难以预料，使湍流变得难以理解，它也使人类的方舟飘摇于葛饰北斋的巨浪中。 　　 　　 　　19 　　 　　　　虽然早在六十年代就发现了混沌的苗头，但最初它却被当成是异端。直到七十年代末期具备了较为严格的数理框架，混沌的科学地位才获得了较广泛的认可。 　　　　混沌使得过去以为是简单的事物变复杂了，产生了令人困惑的新问题。但与此同时，它却使人类有可能对一些过去以为是复杂的事物提供了新的认识途径，如水龙头的滴水，昆虫的增减，心脏的不规则搏动，细胞的代谢，红橙黄绿的化学反应，台球的反弹，股市的狂泄，电路的振荡，地磁场的倒转，神经的传导，龙卷风，大暴雨，物种的灭绝，逝者如斯乎的急流，桥墩旁边的旋涡，类似于透纳风景画中的变幻的云彩，神秘莫测的市场经济，血淋淋的达尔文进化论等等。可以这样说，混沌渗透于为我们所感觉的日常世界中。 　　　　不过，渗透于心律不齐中的混沌并没有以同样的（数理）方式渗透于我们所说的《城堡》中。它是一部小说，仅仅是一部小说，就像那位乡村医生仅仅是一位医生而已。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不能说，卡夫卡在这部小说中就是为了描述世界的混沌性，描述人在这种混沌面前的无能为力，虽然在它们之间可作某种对比，存在某种隐约的联系。把《城堡》视为对混沌现象的文学性诠释，如同把《神曲》视为对托马斯·阿奎那哲学的诗性诠释一样荒谬。郝柏林认为，更真实地反映宏观世界的观点应是基于有限性的混沌论。无论这个观点是否获得广泛认可，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混沌从一个方面改变了我们以往对世界的某些基本认识；我们之所以要把它与卡夫卡的世界作一对照，是因为卡夫卡的小说从另一个方面也做到了这一点。混沌在日常世界中无处不在，卡夫卡的“梦魇”也同样是无处不在的。 　　 　　 　　作者附记 　　 　　　　在本文中，作者曾强调科学与艺术之间所存在的天然鸿沟（索卡尔事件充分说明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鸿沟有多深），并尤其强调，渗透于大自然中的混沌并没有以同样的数理方式渗透到卡夫卡的小说中。但是，在2003年第2期的《科学美国人》的一篇文章中，我却找到了一个例外。 　　　　一个名叫理查德·泰勒的物理学家在任职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期间，迷上了美国抽象派画家波洛克（J. Pollock）的绘画。一个偶然事件使他意识到波洛克的画中可能隐藏的秘密。在两位同事的帮助下，借助于计算机辅助分析技术，他发现波洛克的画作《秋天的韵律》具有典型的分形（fractal）特征，其分数维D值可以准确地计算出来。 　　　　这是一个奇妙的结果。我们知道，曼德布罗德在1977年出版的《大自然的分形几何》一书中，曾经给出过由计算机生产的模拟葛饰北斋“巨浪”的分形图形，两者之间还是有较大差别的。也就是说，撇开画中的小船不谈，葛饰北斋的《神奈川冲浪》也仅仅是在直观上具有自相似的特点，其分数维D值无法准确计算。 　　　　更奇妙的是，在他们所分析的全部20幅作品都具有这一特征。同时他们还分析了5幅被怀疑是出自波洛克之手的作品，结果它们都不具备分形特征，并据此认为这些表面上与波洛克的作品很相似的作品都是赝品。这一结果令人吃惊。要不是大名鼎鼎的《自然》杂志发表了这位客串到绘画领域的物理学家的研究论文，我简直要怀疑这不是真的（即便如此，我仍多少持一点保留意见，因为《自然》杂志发表它，显然不是因为它在科学上有多重要，而是因为它十分有趣；一篇在科学上重要的论文通常会受到严格的检验乃至多次重复实验的检验，而这篇奇特的论文会有人检验吗？）。不过怀疑归怀疑，在找到充分的证据之前，我们还是可以说：渗透于大自然中的分形“韵律”以同样的数理方式渗透到了波洛克的绘画中！ 　　　　理查德·泰勒目前在美国的俄勒冈大学当物理学教授。据说他将继续沿着这一独特的“蹊径”开展对波洛克绘画的研究。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十多年前当作者萌念写这篇文章时，混沌在当时还是一门方兴未艾甚至革命性的学科，混沌、非线性、分数维、分形几何、“蝴蝶效应”等成了从科普刊物到大众媒体甚至成了挂在某些作家和诗人嘴边的时髦词汇，而现在，往昔的喧嚣已经趋于沉寂，这门学科本身似乎也处于相对停滞状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仅混沌不再时髦，卡夫卡也同样不再时髦了，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我们的当代文学本身愈来愈混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