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市中心回来的路上，周豫才(1881—1936)顺便在同和居早早吃了晚餐。身为一个从沿海省份浙江来的南方人，他对北京馆子里的海味不大看得起。但是他喜欢同和居，这里肉菜不错而且价钱公道。再者离他寓居的那间破烂的绍兴会馆也不远。有时他晚上去，不为吃饭，只求独醉。今天他吃了一碗牛肉面，却破例没叫那惯常的一壶米酒。饭后他沿着尘土飞扬的街道往回溜达，不期然遇到了钱玄同(1887—1939)。此公是文学刊物《新青年》的主编。玄同提起了豫才答应作的文章，并提醒了期限。豫才对他的感情颇为复杂。玄同面目和蔼，夸夸其谈却懒得去作实在的文章，可是又在一帮热心发动文学革命的年轻学者中扮演着领袖的角色。玄同往往掷出些偏激的点子任由他们领会或争论。可是无论如何他和豫才在日本时曾追随同一个老师研习经典，豫才只好把他当个朋友。
“我今晚就写。”他向玄同保证，对自己的拖延有些尴尬。
“你最好快些。一听说你愿意在五月号发点东西，我们整个编委会都兴奋着呢。”
一个月前某晚，玄同到绍兴会馆拜会豫才，发现他在钞古碑。摇摇晃晃的桌子上放着一摞佛经和厚厚一册木刻版画。豫才和二弟作人(1885—1967)以学问渊博、思想自由闻名，可是弟弟已在北京大学任教授，豫才却只是教育部的一个小小佥事。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玄同翻着友人新近临摹的书法发问。
“没有什么用。”豫才答道，一面将一支品海牌香烟插入象牙烟嘴。他面目清瘦，加之浓密的胡须和挺直的双眉，看着有种坚毅的英俊，可是眼睛却因忧愁而黯然失色。
“那么，你钞它是什么意思？”玄同抿了一口龙井，接着问道。
“没有什么意思。”
“得了，何必这样虚度时光呢。给我们作点文章吧。”
豫才默然不语。数月前他曾答应帮助《新青年》，可是到如今什么都没做。他知道这杂志尚未发过什么了不得的文章。编辑和作者大多都是玄同一类的空想家，只知发惊人之论，喊喊“文学革命”的口号，却少有肯专心做点实在工作的。结果是没有多少公众关注这本杂志。这帮“文学革命家”许是感到灰心寂寞了吧。一定是因为这个玄同才三番两次来催他入伙。
豫才打破沉寂道：“写了又有什么意思呢？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然而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隔着厚厚的镜片，玄同的双目灼灼放光。他近乎喊叫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豫才想了想，觉得玄同未必全无道理。谁敢说这铁屋就绝无毁坏的可能呢？于是他答应加入并同意给《新青年》写文章了。
实际上玄同在日本与周氏兄弟时有往来，深知二人都致力于推动新文学以使中国人之精神获得新生。豫才曾对留日同胞说，他之所以离开医专是觉得与肉体的疾病相比，他更想疗治国人精神的愚弱。换句话说，他渴望成为能治疗民族病态灵魂的医生。他以为要改变精神当然要推文艺，因而弃医从文。
可是自离医专之后，他并没有从事文学创作。他只是研究文学。愈研究便愈觉得灰心和谦卑。在给一位好友的信中，他坦言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1821—1881)给他带来的震撼，而此时他刚刚读完《穷人》一书。他为这位小说家25岁就写出此书而惊异不已。“他拥有这般苍老的心灵”，他对陀氏如此评价。
整整12年豫才都没有写出一篇文学作品。最接近于文学创作的活动当数和作人合译的两卷外国小说。所选作家大多来自受帝国强权压迫的小国。内心深处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作家尚未开始就已经失败了。看到救国的事业频频受挫，他觉得这个国家已经不可救药。所以他只想要安静平淡的生活。他靠朋友帮忙在北平找了事做，借此远离母亲逼他娶的那位小脚妻子。他从没爱过她，却也无意离婚，因为不愿伤母亲的心。他把她留在浙江好照顾母亲，只每月寄钱给她们。
他时而觉得被困在了生活无意义的窠臼中。他的床板底下放着一把刀，常想着若是这了无生气的境况变得一发不堪忍受，他就拿刀抹腕子。
在街上遇到玄同之后，豫才知道不能再拖了，今天就得写。他已经读过几百篇外国作家的短篇小说，其中很多都是译自其他语言的日、德译本，因而他对这一形式略有所知。不过他从没写过小说，不确定写不写得好。他在读过的所有外国作家中，最爱果戈理(Nicolai Gogol,1809—1852)。他久已打算翻译果戈理的名作《死魂灵》（这一译本在1935年，也就是他去世前一年完成）。他喜欢果戈理幽默、哀婉和狂乱的精神，他误以为这是果戈理激励俄国人抗争封建主义和社会不公的手段。他并不知道出身乌克兰的果戈理在其剧作《钦差大臣》受到好评之前的许多年里，一直被排挤在俄国文学主流以外。尽管后来扮演了现代俄国文学奠基者的角色，果戈理实际上在语言、文化以及国家等层面都是一个分裂的人。果戈理不忠于任何东西或人，只忠于自己的艺术。可是豫才多么想拥有果戈理那轻盈的笔触，那光芒四射的诗意文才，那纵情的笑声和那神秘的光环。他知道这些特点自己可能力不能及，因为他的性情过于阴郁，无法快意地含泪大笑。他不会开玩笑。
近来他在考虑写一篇果戈理《狂人日记》式的小说，因为叙事者可以借疯人疯语畅所欲言，既然疯了大可以全然坦率。这个故事的想法生发于一年多前的一件事。1916年秋天他的一个姨表兄弟久孙从山西来，到绍兴会馆寻求庇护。他声称有人在追杀他，他已在离家前立好遗嘱并做好了其他安排。无论豫才如何苦劝，久孙都深信不疑。豫才觉得他的表弟精神失常，得了迫害狂。尽管吓得魂不附体，他有时却很清醒，他的胡言乱语也时而闪现真相的光芒。他发誓有人要渴饮其血、饥餐其肉。豫才对此印象很深，在他走之后渐渐产生了中国历史之本质就是吃人的想法。在给友人的信中，豫才称中国为一个吃人的国家。现在他要在自己所写的小说中，让这个疯狂的叙事者滔滔不绝地阐述这个想法，以此来破解人类历史黑暗的秘密，而这秘密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吃人。
尽管有了这个深刻的洞见，他依然对日记体感到不安，因为这一形式可能太过私密，容易被人曲解。有些读者甚至会把这疯狂归结到作者身上。再者，他打算用当下的口语写这个故事，这种语言当时的小说是不用的。这就意味着对某些人来说连这种文风都太过激进。他在教育部的同事看了这个故事可能会大惊小怪，尤其是他的上司。无论如何豫才不能危及他的工作，这差事虽然枯燥却很简单而且收入不坏。
他突然想到可以给小说写一个引子，好限制一下内容的疯狂。他要用文言来写这个前言，好和正文的白话作为对比。在这个引子里他要强调主人公早已恢复正常，离家做官去了。这么一来，尽管有疯癫的胡言乱语，这故事看起来不过是那人一时的失常。换句话说，秩序已经恢复，没有什么好怕的了，人们应该把后面的几页纸权当一个病例。当然了，敏锐的读者看得出故事咄咄逼人的内涵，吃人被戏剧化地处理为人类历史的本质而且是长期的社会实践。这将是来自尼采式狂人的启示，他坚信包括自己家人在内的人，处心积虑地要杀了他来吃。好，就让这疯狂的声音肆无忌惮地咆哮吧，好惊起几个沉睡的人。
不过，可能前言也保护不了作者，所以豫才决定用笔名。他选了“鲁迅”，因为他母亲姓鲁，而“迅”字只是个表示快的模糊形容词。他绝想不到这么一个简单的名字将名留青史，不像他之前所用的那些。有好几天他都烦恼自己的故事未免模仿痕迹太重，受果戈理影响太深。为了抵消模仿的印象，他用连续的数字来组织日记的篇目，而不是冠以日期。这么一来这篇小说就有点像中国文学的一个体裁——笔记。他最好想办法让这故事带点本土特点。
写作过程比预想的顺利。他下笔总是很快，但是一篇文章付梓之前总要斟酌好一阵子。奋笔如飞之际，他只觉百感交集——对于病入膏肓的中国他感到悲戚、绝望、愤怒、憎恶——种种感情一时涌出。他本打算随处加一些不动声色的笔触，可是不知怎的这故事任性起来，变得越来越急迫、越来越悲痛，猛烈得骇人。他绝不可能把它变得轻松一点。结尾处他干脆写道：“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
他很清楚这么一个结尾效仿了果戈理《狂人日记》的倒数第二句话：“妈呀，可怜可怜患病的孩子吧！”可是他不能自已，因为他的故事需要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来作结尾。这算是剽窃吗？他想。不算吧，毕竟他的“孩子”是复数。果戈理的狂人嗫嚅着向俄罗斯母亲求告，而他的主角并没有明确的求告对象而且是在大声疾呼。
院中一棵刺槐鬼影幢幢，一弯残月在树梢朦胧照着，此时他放下了笔。他已经为这个故事用去了四个多钟头。还不错，他告诉自己。
这时他意识到标题《狂人日记》或有失当之处，因为日记要有日期，而他把13个段落冠以连续的数字更像是戏剧的线索，有某种情节可循。该不该把这篇留一段时间好改改题目什么的？那么一来就太麻烦了，太费笔墨功夫，所以他决定就这样了。这不过是完成一项义务罢了。
他用还燃着的烟头又点燃一支烟。顶着紧绷发热的额头，他躺进了藤椅里，一边用手指捋着胡子。他太累了，什么都不去想。空气中有杏花的气息，闻起来甜甜的。今年春天来得早。明天一早起来他就把这故事给玄同。他才不在意朋友喜不喜欢。他就说：“反正我履行了诺言。”他觉得自己不会再涉足小说了——他已经37岁了。他此时绝想不到《狂人日记》之后的一系列杰作，也绝料不到这是一个不朽的开端。
哈金 撰 王珂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