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品与人品

　　“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这本是元好问评论西晋诗人潘岳的诗品与人品的诗。情志高洁的诗与趋炎附势的人怎么看都不搭调。这也往往让人质疑文学作品的真诚性。那么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的人品应该是一致的吗?　　

　　关键看你求什么。　　

　　如果你看重作品的趣味，立志做一个自我丰盈的读书人;那么，如果鸡蛋尚可，母鸡如何也大可不必计较。蒲松龄亦真亦幻的狐妖鬼怪多少含有那个时代的影子;湘西的翠翠与二佬的懵懂爱情却不见得就是沈从文与张兆和的文坛佳话。鲁迅的警醒深邃，匕首投枪;汪曾祺的平淡质朴，娓娓道来也都是各自作品中的乾坤。毕竟创作不是工作汇报;所以，喜欢读《红楼梦》的其实大可不必问曹雪芹“你是谁”。

　　艺术作品可以怡情，三杯两盏淡酒，疏影横斜，暗香盈袖黄昏后，篱外残菊或湖心亭一舟一雪夜，皆可。艺术作品亦可以明志，《围炉夜话》《小窗幽记》，清少纳言的《枕草子》皆足以舒眉展目，沁我心脾。艺术作品亦可以养气，《正气歌》或者《出师表》都可以养我浩然之气，殷殷情谊。“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吧。

　　如果你看重作者的人品，立志做一个表里如一的人;那么，文章只关乎道德，与内容已无多大关系了。“文”“人”俱佳的比比皆是，“文”“人”背离的也不在少数;个中原因，较为复杂，需要我们认真辨识。吃蛋思鸡，人之常情;但是，由此及彼，则此是此，彼是彼，切忌一概而论。高尔斯华绥的《品质》写老靴匠的人品、靴品与职业操守，揭露商业诚信危机;但站在有产者的立场依然对资本的疯狂噬人温情脉脉。遭人诟病的胡兰成也写过《今生今世》《山河岁月》。

　　立场和出身不一定能决定作品的价值取向。因为人是复杂的、多面的。如果你是技术人员，上班你有工程师的严谨，下班你有慈父的温和，回家你有儿子的担当……而且人是在不断变化的。

　　历史的特殊与残酷也会扭曲作品与人品的对接关系。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时也曾有“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豪情，只是时过境迁而已。同样，从事的工作也不能决定作品的内容，就如同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拉一手好小提琴一样，北大中文系教授韩毓海接连写出了《五百年来谁著史》和《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两本“门外”著作，叫人击节称叹。以文论人或者以人观文都似乎是缘木求鱼，盲人摸象。

现代很多人之所以喜欢研究文章背后的奇闻异事，常常是“猎奇”“偷窥”心理在作祟。浮躁，让人们对作品一知半解，对花边新闻却津津乐道。尼尔·波兹曼所著《娱乐至死》指出，现实社会的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这种文化几乎把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异化为娱乐的附庸。包括新闻、宗教，甚至别人的苦难与信仰。这样，作品不但被喧宾夺主，而且沦为娱乐的由头或配饰。崇高被消解，正义被亵渎。人们离作品本身越来越远，离严肃与真诚也越来越远。至于“文品与人品”的讨论也会被边缘化、零碎化、娱乐化。这其实是当代人精神的自我迷失，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求为何。久而久之，就人云亦云，不知所云。

“纵横诗笔见高情，何物能浇块垒平?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元好问评论诗人阮籍，理解当时恐怖的政治局面。写诗须有真情实感，但不妨隐约曲折、兴寄深远。读文或为学道或为怡情，如有佳作欣然会意，不求甚解;知人则是洞悉心绪，品评世事，明辨是非善恶：二者目的不同，但都要下一番苦功。只要心中澄澈，明了自己所求，便了无挂碍，求仁得仁了。